青年曾国藩对王阳明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。曾国藩信奉的是程朱理学，而陆王心学从宋代以来就和程朱理学势不两立。所以曾国藩批判王阳明，是非常自然的。要理解曾国藩的批判，不得不先了解一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旷世争论。
一、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辩
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是程颢、程颐两兄弟，由朱熹发扬光大。陆王心学由南宋的陆九渊创立，被明朝的王阳明发扬光大。两个学派的争议其实可以说是“二程”之间的争议。二程即是程颢、程颐两兄弟，观点有所分歧。程颢并不重视观察外物，认为人心自然具有良知良能，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。程颢的哲学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的。程颐认为探究事物之理，达到所谓豁然贯通，才能体悟天理。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、应事接物等。程朱理学更多是继承了程颐的哲学思想。陆王心学则更多是继承了程颢的哲学思想。
公元1175年6月，朱熹送好朋友吕祖谦到江西上饶。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矛盾，在鹅湖寺邀请陆九渊来和朱熹会面。两位大儒见面，也开始学术争论，争了三天三夜。争执的核心在于为学之道。通俗说，就是人应该怎样认识世界、怎样做事的问题。
朱熹强调格物致知，探究事物道理，致使知性通达至极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是客观的，由天理主宰着这世界。要想知道天理，就要格物致知，即不断地接触事物，获得知识，归纳总结。既然世界是由天理主宰，当人的欲望和天理矛盾时，就要存天理灭人欲。
“格，至也。物，犹事也。穷推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”
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未尽也。”
陆九渊则从“心即理”出发，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。这个世界的本质和主宰就是人的心理。要想知道心中的这个理，就需要实践和省察内心，即知行合一，而不是单纯的格物。心明则事物的道理自然贯通，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，去除此心之蒙蔽，可以通晓事理，所以要尊德性，养心神。
“天之与我者，即此心也。人皆有是心，心皆有是理，心即理也。”
二、青年曾国藩批判陆王心学
道光二十五年，曾国藩34岁，给好友刘蓉写信，从世界本源开始谈，对王阳明的学说进行批判。他认为，学问主要包括了解事物的道理（格物）和身体力行（诚意）两个方面。
“所以学者何？格物诚意而已矣。格物则削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，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。”
曾国藩认为，王阳明的学说讲究知行合一，明理就是行动，只谈心明，不谈落实。哪怕是外在的行为不仁不义，也不损心之明，这个说法简洁容易得有些过分了。曾国藩的老师唐鉴先生写了一本书《国朝学案》，批判了王阳明之流，指责其表面是儒学实际是佛学。
“今王氏之说，曰即知即行，格致即诚意功夫；则是任心之明，别无所谓实行。心苟明矣，不必屑屑于外之迹，而迹虽不仁不义，亦无损于心之明，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！循是说而不辨，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！
此间有太常唐先生，博闻而约守，矜严而乐易，近著《国朝学案》一书，崇二陆二张之归，辟阳儒阴释之说，可谓深切著明，狂澜砥柱。”
青年曾国藩批判王阳明学说，一个主要原因是心学有走捷径的味道，灵机一动，立地成圣人，这与曾国藩的寸积铢累的做事思想不符合。曾国藩的积累思想也得自于程朱理学。据说，朱熹十五六岁时，读到《中庸》“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”一章，“悚然警厉自发”，决心“以铢累寸积而得之”。所以曾国藩说，哪怕研究事物的道理只能得到万分之一，零零星星，也绝不会放弃而寻求捷径，我笨人就心甘情愿用笨办法。
“自维此生纵能穷万一之理，亦不过窥钻奇零，无由底与逢原之域，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，谓心灵一觉，立地成圣也。下愚之人，甘守下愚已耳。”
曾国藩认为，万事万物的道理虽然多，但是圣人就是要不厌其烦地去研究，去格物，息息格物，才成为圣人。如果不是这样做，他觉得就不像圣人。
“尧舜高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，岂有他与？即物求道而已。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，则格焉者无巴时。一息而不格，则仁有所不熟，而义有所不精。彼数圣人者，唯息息格物，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，乃其所以圣也。不如是，吾未见其圣也。”
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对王阳明的批判更加严厉，指责陆九渊、王阳明“窃禅旨，乱儒宗”，导致学者盲目跟随，深受迷惑。
“元明以来，阳儒阴释之家，纷然错出，其立教宗旨，既自托于孔孟程朱，而人品功业，又皆卓然在人耳目，学者不察其学术之误，昧昧以从之，朱紫淆而雅郑混，其不为所惑者几希矣。”
三、晚年曾国藩接纳了陆王心学
曾国藩虽然在青年时期就批判王阳明，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肯定。他认为，明代的学问经常流于空谈，只有王阳明比较务实，“发为事功”。到了同治元年，曾国藩51岁的时候，他对王阳明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
他在《复夏教授》的信中提到了陆王心学（至于这个夏教授是谁，不得而知）。曾国藩说，孔孟之道到了宋代已经非常明白了，但是儒生之间总有门户之见。朱熹和陆九渊争论无极和太极的矛盾，只是字面上的矛盾，并不需要辩论。朱熹讲究格物穷理，也同样洞察到本心，陆九渊主张尊重内心，难道不讲究实践验证吗？
“孔孟之学，至宋大明。然诸儒互有异同，不能屏绝门户之见。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和，遂成冰炭，诋陆子为顿悟，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。其实无极矛盾，在字句毫厘之间，可以勿辨。两先生全书具在，朱子主道问学，何尝不洞达本原？陆子主尊德性，何尝不实征践履？”
纵观曾国藩一生，非常注重实践，永远把实践本身也认为是学问。他曾经给弟弟写信，谈到如果只会读书，不会做事，只是一个会写诗的闲人、赌徒而已。
“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,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,则读书何用?虽使能文能诗,博雅自诩,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!”
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，但是对文字游戏不感冒，而是看事物的实质。到了晚年，当他看到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其实没有实质性区别的时候，就包容了心学。他说自己折服于一个姓汤的学者，这个学者认为王阳明的学说好比是孟子的性善说。
"独心折于汤雎州，雎州尝称姚江致良知,犹孟子道性善,苦心牖世,正学始明"
曾国藩明确指出，陆王心学是有价值的，就好像江河奔腾不息，只是其门人学徒把经念歪了。比如有心学门徒说程朱理学的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妄语，是毫无底线的诋毁。
"当湖学派极正,而象山、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......明儒之不善学姚江而祸人者,莫如' 以惩忿窒欲为下乘,以迁善改过为妄萌'二语,人之放心,岂有底止乎?"
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说他“笃守程朱,不弃陆王”,也许就是准确的概括。
四、调和：心学是理学的有益补充
人性有善的强的好的一面，也有恶的弱的坏的一面。比如骄傲、嫉妒，都是恶的一面，恻隐之心则是善的一面。究竟哪一面多一些？我觉得从本性上讲，恶的一面更加多一些。比如人天然好逸恶劳，天然容易骄傲。
一个社会如果假设人都是善的，那么法律就不需要了。而事实证明，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社会进步的根本。看看战国时期的秦国为什么特别强大，无非是法制更加完善。经过商鞅变法，秦朝政府有了公信力，人人畏惧并服从制度。美国为什么强大？民主不民主还是次要的，法制才是关键。法制的作用无非是约束人的劣根性。人性的光辉不发挥出来，社会虽谈不上美好还能照样运转，可是人性的恶如果不制约社会就会大乱。
理学强调束缚人性，通过外在的形式如礼仪来约束人性，对社会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尤其是在一个法治体系还不够健全的社会，理学是很好的补充。中国社会，经过文化大革命，逐步丧失了很多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，比如程朱理学。现在爆发出很多的社会问题，比如假疫苗、假酒、保健品传销等等。虽然我们的法制比明清时期完善了，但是儒家文化却淡了，这是一大退步。儒家文化是强调义利并重的，至少不会把“利”字放在“义”字之前。现在的中国非常缺乏程朱理学这样的文化弘扬。用外在礼仪的形式，来抑制内心的恶，还是有一定效果的。为什么很多人面对着佛像跪拜呢？因为这个动作让人内心平和，变得虔诚。
对一个个体来说，其本性也是希望不劳而获，容易骄傲自满的。那么研读程朱理学，可以抑制这种人性弱点。曾国藩之所以能全身而退，安享晚年，就是完全得益于理学的修养。
陆王心学强调的是发挥人性的善，发挥心灵的力量，通过实践行动来发掘良知。对社会而言，这样的理论无疑是好的。对个体而言，这个理论可以启迪智慧，开拓思维，可以增加行动力。把内心的善和创造力激发出来了，自然而然，恶的成分就少了。从这点来说，王阳明的心学的确像佛教的禅宗，特别适合个人的修身。然而，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，把自己的心净化善了，不能保证别人同样的善。王阳明是善的杰出的，却遭到了小人的嫉妒，所以王阳明一生经常受到政治斗争的打击。而程朱理学宗师曾国藩是四平八稳的，没有棱角的，所以他的仕途是顺利的。
从理论上看，理学强调抑制恶，心学强调发扬善，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然而在指导社会集体和个人行为上，应该先有理学的配置，再有心学的加持。前者可以让社会和个人行为四平八稳，获得生存发展的基础；后者可以锦上添花，更进一步。
有很多王阳明的书籍封面都有提到曾国藩的评价:“王阳明矫正旧风气,开出新风气,功不在禹下。”然而，我没有在《曾国藩全集》中看到出处。按照曾国藩对王学的态度，我个人估计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，因此怀疑此话的真实性。若有哪位读者看到此话出处，请多指教，不胜感谢！
